《孙子兵法》 的辩证阅读

《孙子兵法》 的辩证阅读

虽然《孙子兵法》本身的某些章节的遣词造句已经足够清楚明了(如著名的第四章「军形」篇),但作为一部古代的军事著作,还是有很多专业术语和古文用法是值得深究的,毕竟这些细节会直接影响对孙武一些思想视角的理解。

对我个人来讲,《孙子兵法》最要紧的篇章是那些“非技术细节”的篇章。因为战斗细节会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而改变,但战略思想、对战争的思考方式,则可以穿越时代、以不变应万变。这像极了 value investing,最要紧的是对 investing 的认知和看待方式,至于「标的品类」的选取和「判别标准」的制定,不同的时代必然会是不同的形式体现。

《华杉讲透「孙子兵法」》是一本被封面耽误的好书。相比于《毓老师说孙子兵法》,它更能严格按照原文的体系,认真地梳理军事术语(参考了大量古代的战争著作)、提炼相关技术细节论述所反映的军事思想、解释类似问题的思考方式。再加上作者华杉本身是商业中的从业者,以商业案例/思想去推演孙武的思想,总是会比毓老师伦理味略显浓郁的形而上论述更加质朴清晰。

作为军事史上的名著,阅读之前必然会抱有极大的对「奇淫巧技/一招鲜」的速成期待。但如同所有扎实而真实的优秀著作,它并不会将笔墨耗费在「奇招」的论述上,而是以更为绵密系统的推演去阐释「常识」为什么重要、不可以违背的原因所在。这似乎是大部分优秀著作不同于大惊小怪的流量内容的共性:从一句话便可以总结的结论来看,毫无新意。所有的笔墨和心思放在了细致的阐释/论述、放在了比对各种不同的情景的应用与思考,在缜密逻辑的推导下,惊讶地发现各种枝丫分叉都可以再次回归到几个朴素而浅表的常识结论。

例如,几乎所有对历史战争的论述都喜欢使用「以少胜多」这个词语来凸显战争的反差/神奇/精彩。但《孙子兵法》却恰恰在不断地告诫:从来没有以少胜多这回事,有且只有以多胜少。所谓的「以少胜多」,都是以局部的「以多胜少」来逐个实现宏观上的「以少胜多」。

孙武总是在反复强调极为显然的常识逻辑,如:只打会胜利的仗,不会胜利的仗就不去打(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军先战而后求胜)。而之所以坚持这些显然逻辑,无非就像是对「基本功」的坚持,其强大来自于它极少的「假设前提」和高度稳定的「确定性」。相比起来,「奇淫巧技」则需要多得多的「发生前提」,且其结果高度依赖不确定的运气。喜欢后者,其出发点大多来自形式的绚烂,并不一定想要把一件事做成。而青睐前者,则大多源自目标专一、绝对的利字当头,只想以最大的确定性成事。

越是精彩的故事,越是需要更多的前提假设和百转千回的天降神运,越是确定性的东西越是单调乏味。但做事时,往往容易被故事的绚烂所吸引、对单调乏味的操作产生厌烦,而忘记最核心的诉求是把它做成。

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者。

而由此推演,则可以重新审视很多历史故事。例如,三国中总是被称道的两个人物是诸葛亮和关羽。但如果从「先胜而后求战」的角度去看,两个人都在违背大逻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击,追求「不可为」的小概率事件。而这恰恰是孙子兵法所反对的做法。亦如姜太公所说:争胜于白刃之前,非良将也。

一个自然的疑问是,为何要如此慎重、如此夸张地去追求这种刚性逻辑?为什么不能多承担一些风险?不是说爱拼才会赢吗?

事实上,这正是孙武在整本书的前面几章花费大量笔墨在“算账”上的原因。孙武一项项地罗列战争的开支,特别是对「粮草消耗」的细致计算。因为古代的交通不发达,所以运输粮草的车队本身就在消耗物资,而且是极高的损耗比在消耗。例如,如果远征匈奴运输 10 车粮食,那么能给到前线的就只有 2 车粮食,因为车队本身来回各需消耗 4 车粮草。另一方面,因为农耕的不发达,人力如果被用作了「打仗」便无法被用作「农耕」。于是,本来生产力就低下的粮草「供给」将会因为人力的骤减而降低,更会因为打仗本身而导致粮草「消耗」的骤增加。如此「供给降低、消耗增加」的两头挤压,必然会导致国力急剧下降。

仅「粮草/国力」这一个方面的剖析,就足以说明「战争」的代价之巨大。所以《孙子兵法》的开篇才会无不感慨、语重心长地说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正是因为战争的代价如此巨大,所以《孙子兵法》才会追求近乎苛责的「谨慎」:不仅要考虑“必须大概率赢得胜利”的「先胜而后求战」,还要考虑“胜利的方式”能否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进一步节省成本的形式。更极端地,就算能胜利、就算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地全胜,还要去考虑「胜利之后」的维护工作是否有意义、有回报,想清楚这是否是一场不该参与的战争。诸如此类,可谓是谨慎到了极致、计算到了极致。而如此强迫症式地谨慎,都是因为一条,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过高昂了。

(关于「不仅要考虑胜利,更要考虑胜利的代价」这条,可以单独做一些讨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是孙武对「胜利之后」的思考。如果你在胜利之后,无法维系胜利的果实、无法因为战争的胜利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力/国力,那么,对这场虽然「胜利」的战争的评级就一个字:凶。

但同样的原理不仅对战争适用,对「关系」的审视亦是如此。一味地追求一段关系(无论 sex/business/social),无原则/无节制地“因为可以,就要搞定”终会招来看不见的麻烦。

所谓“战胜易,守胜难”,既想要“追得到”又想要“平安无事”,那便不是简单的事,要花费多得多的功夫/时间/耐心。「过分亲密的关系」当然意味着「过分紧密的绑定」,也就意味着「不同一般的责任」。得到了普通人无法享有的权力,自然也就肩负了普通人无需肩负的责任/羁绊/约束。

更何况,追到的人、建立好的深刻关系,哪会是轻易割舍和甩掉的呢?

所以,守住自我,不轻易地因为「可以」就展开行动、不轻易地因为「有能力」就到处“战胜”,并不仅仅是对他人的保护,更是对自己的保护。攻城略地带来的不仅是短期的享乐战果,更是中长期「持续构建/奉养/培育/关怀/支撑」的责任。不履行这样的责任,就会遭到“因果”反噬。即便你是曾经的胜利者,也会在「时间」和「因果」中败下阵来。并且,这样的反噬会以更为隐秘绵长的方式向你袭来。

不是每一场可以胜利的战争都要参与,如果你无法肩负/支撑起胜利之后的隐形事务、如果肩负这些多出来的责任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收益,那最好就不要开始这场战争。不要因为“我可以”的诱惑而参与进错误的游戏。

无非是,知止。

但,学习任何一个命题,都应该考虑它的适用范围。即便是「谨慎到极致」这样几乎无法被说成是错误的命题(生活中常说,谨慎些总是没错的),也该考虑它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对于创造、创新,或者更抽象地讲,对各种“收益无限损失有限”的「正向黑天鹅」赌注,「谨慎到极致」就走向了另一面:极端错误的决策准则。

《孙子兵法》的谨慎几乎是绝对政治正确,也因此很难有意识地去考察它的「不适用」范围。对于日常的生活来讲,等待这样的算无遗策、将各个层次的制衡条件全部凑齐都是需要付出努力、时间和精力,也即是:高昂的代价。而如果这些高昂的代价并不能换回对应的高昂回报,那这些为了「绝对防御」的高昂付出便没有了意义,只是在为了谨慎而谨慎。

甚至,更常见的情形是,很多事情的发展与探索,本身就可以承受对应的失败与错误:败了便败了,哪怕是各处漏水、哪怕是需要徒劳地将水一遍又一遍地从船体排出去,也无所谓,只要漏水的船能够继续航行到对岸。并不一定需要花费高昂的时间与精力必须打造出一艘固若金汤的船(更何况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船)。

也即是,对于那些「代价」远远不如「战争」的日常事务,如果粗糙的、存在漏洞与错误的做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那么,并不一定需要按照《孙子兵法》这样将「谨慎」做到极致的做法。另一方面,对于创业、创造这样的活动,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正向黑天鹅的结构,在损失有限的前提下就应该尽可能多地做出失败的实验,如此才能找到超脱于理性之外的划时代创新。它们本身就是通过在合理范围内抛弃「谨慎」来实现对「不确定性」的摸索。在这样的情境下,「谨慎」是障碍,而不是保驾护航的明灯。

再回到对《孙子兵法》本身的探讨:也正是因为战争的高昂代价,所以《孙子兵法》追求将一切与「利益」无关的部分都彻底切掉。例如常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虚名」和「形式绚烂」的追求(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此,那些在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险胜」和「逆势」都不是孙武所欣赏的「善战者」,因为这都是在违背「先胜而后求战」、只是赢得了虚名的参战者。

因此,像“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样充满感动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悖逆《孙子兵法》对极端谨慎、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如果真要说诸葛亮应该怎么做,那或许就该像曾国藩所说的“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即:应该将心思放在培养蜀国的未来人才上。而不是受制于地形、敌形的先败的前提下,一次又一次地博取小概率的胜利。这样的行为倒是为诸葛亮赢得了忠贞和鞠躬尽瘁的美名,但蜀国的百姓却被迫去打徒劳的战争、被迫消耗自己的国力。

总结起来,读《孙子兵法》至少需要从两个方向去读:一是顺着孙武的思想去思考对「谨慎」的极致追求、对代价系统而透彻的辨识。不追求虚名、不图形式的绚烂,一切只为最干净利落的胜利。甚至压根儿连胜利都不要,直接避开不该参与的战争。

另一个方面是反过来思考《孙子兵法》的适用范围,不在适用范围之外被《孙子兵法》所禁锢思想,不因为其他人嘲笑自己「贪图虚名」而放弃冒险。因为本质来讲,当「代价」没有大到需要追求极端的「谨慎」时,那么,只要探索本身是正向黑天鹅的结构,那么,贪图续命也罢、失败也罢、嘲讽也罢、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也罢,都无所谓,只要能持续探索让概率在大数定律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可。

对于创造和新事物,不要因为「先算不胜」就说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对于这些本来大概率就会失败、但代价有可接受的活动,其意义不在于「先算胜」,而是它们足够脱离常识、脱离常规。此时,它们「有意义」的评判标准反而是:如果这件事能够一眼看得出显然的意义,那么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关于「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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